雪夜感旧^①

陆游

江月亭前桦烛香^②，龙门阁^③上驮声长。

乱山古驿经三折^④，小市孤城宿两当^⑤。

晚岁犹思事鞍马，当时那信老耕桑。

绿沉金锁俱尘委，雪洒寒灯泪数行。

【注】①本诗作于1197年，陆游73岁，闲居江阴。②江月亭：在今四川广元。桦烛：用桦树皮作的烛。③龙门阁：在今广元市北。④三折：即三折铺，在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至梁山（今属四川）道中。⑤两当：今甘肃两当县。

雪夜感旧^①

陆游

江月亭前桦烛香^②，龙门阁^③上驮声长。

乱山古驿经三折^④，小市孤城宿两当^⑤。

晚岁犹思事鞍马，当时那信老耕桑。

绿沉金锁俱尘委，雪洒寒灯泪数行。

【注】①本诗作于1197年，陆游73岁，闲居江阴。②江月亭：在今四川广元。桦烛：用桦树皮作的烛。③龙门阁：在今广元市北。④三折：即三折铺，在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至梁山（今属四川）道中。⑤两当：今甘肃两当县。

冬夜的歌

谢静

    太阳像一只橙黄的圆橘，渐渐被灰蒙蒙的暮云遮去。呜呜鸣响的西北风摇撼着树木，摇撼着电线杆。狂舞的雪片碰撞在窗玻璃上，开始了它化为冰凌的再生……

    坐在温暖如春的屋里，靠近银白色热烘烘的暖气片，我在阅读欧·亨利的名作《最后一片叶子》。

    写字台上的两盆腊梅和玉兰，给房间增添了淡淡的幽香。那圆的、扁的、方的、长的，从海滩捡回来的五彩石，点缀于花盆之间，望去完全没有冬日的景象。

    妻悠然斜倚于沙发上，正在织一件米黄色的毛线衣。纤细的手指，轻盈地抖动不知从何处，传进耳鼓一阵时断时续的悠远的喊声：“各家各户……注意啰……小心煤气……中毒……防火……防盗……”

    这声音由远而近，在寒风凛冽的冬夜回响着，使我油然产生一种苍凉之感。读书的兴致完全被搅乱了。我刚看到“老贝尔门是住在她们这座楼房底层的一个画家。他年过六十，有一些像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那样的大胡子……”便就此打住，折页合书，忍不住问：

    “这是谁？神经病？深更半夜在街里大呼小叫的，不怕惹人烦？”

    “你才出差回来，不知道咱们街里出现的新鲜事儿。”妻继续织着毛线衣，没抬头，“这是一个部队离休的老干部，回来跟女儿、女婿养老的，半个月前开始，天天这么喊呐！”

    “嘿，干嘛不住干休所？”我诧异了。

    “大约是怕寂寞。”妻按自己的理解说。

    “他女儿、女婿也够呛，父亲辛劳了一辈子，晚年应该让他在家享享清福，怎么会让老人到街上干这呢？难道是缺钱花吗？”我不满地嘟哝。

    “哪里话，他的钱多的花不完，给区幼儿园送了三百，国库券买了一千。”妻抬起头来辩解说，“人家夜间值班，完全是尽义务。”

    我呆了，有些不可思议。听那喊声越来越大，已接近我居住的楼下。

    “各家各户注意啦，提高警惕，防火防盗，防止煤气中毒——！”

    这声音倏忽间变得顺耳起来，可以听出是走南闯北、有点走了调儿的中原乡音，带着其特有的悠长的拖腔，容易使人联想到草原上的牧人，在广阔的原野呼唤走失的骏马……

    “……喂，这是谁家的自行车？谁的车？快搬进去，天不早啦！”

    那绝不是民警们手中拿的那种半导体喇叭。是纸喇叭筒，还是铁皮的？我猜测，并直起身来，想看清楚这吆喝的老人的模样。窗玻璃上蒙着一层薄冰。室外是浓深的夜色和飞扬的雪花。

    “呀，真该死，是我的自行车忘搬了！”妻的脸上含着些微的惊慌。

    “我去搬！”

    穿上外套我飞步下楼。刚走到二楼楼梯口，见妻的那辆“凤凰”车已搁在梯口的空档上。

    我的心热了。

    此后，每天傍晚至深夜，我的耳边都回响着这老人的吆喝声。渐渐习惯了。像听风声、车声、雨声、树声一般习惯。这吆喝声，穿越深深的夜空，把人安然地带入了温暖甜美的梦乡。因为工作忙，业余时间要赶写技术论文，《最后一片叶子》一直没有读完，真有点对不住欧·亨利先生。也对不住妻，她读了多遍，向我介绍。不过，那吆喝声却必不可少。每当此刻，耳神经似乎变得特别敏锐灵巧。

    “咦，是时候了，怎么那老人没出来？”我在写字台边不安地问妻子。

    “哦，他作为区街系统的先进代表，到市里出席劳模会去了！”妻在读《英语九百句》，乐呵呵地告诉我。“我说呢！”心，释然了。

    “……还有亲爱的，瞧瞧窗子外边，瞧瞧墙上那最后一片藤叶。难道你没有想过，为什么风刮得那样厉害，它却从来不摇一摇，动一动呢？唉，亲爱的，这片叶子才是贝尔门的杰作——就是在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的晚上，他把它画在那里的。”

    我终于读完了《最后一片叶子》，这最后一段大约是小说的文“眼”吧？我大声地读给刚进门的妻听。妻的眼眶湿润了。肯定是为了贝尔门的献身精神。

    我看看表，该是老人吆喝的时间了。

    我凝神静听，没有。我挨近窗户，还没有，我不安起来。贝尔门的死和妻子的泪给我带来了不祥的预感。我拉开门，要到阳台上去——

    “别等了，”妻在身后喊，声音有些哽咽，“他……在结冰的街上……滑了一跤。从夜校回来时……我……看到了……他，难站起来了……”妻变得泣不成声。这难道是真的吗？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各家各户……注意啰……防火防盗……小心煤气……中毒……”

    不，我分明听到了那亲切的永不消逝的喊声！像一首动听的灼人心胸的歌

（本文略有删改）

    李台州名宗质，字某，北人，不知何郡邑。母展，妾也，生宗质而罹靖康之乱，母子相失，宗质以父荫，既长，仕所至必求母，不得，姻家司马季思官蜀，宗质曰：“吾求母，东南无之，必也蜀乎？”从之西，舟所经过州，若县若村市，必登岸，遍其地大声号呼，曰展婆，展婆。至暮，哭而归，不食，司马家人哀之，必宽譬之，乃饮泣强食，季思秩满东下，所经复然，竟不得。至荆州，复然。日旦夕号呼，嗌痛气惫，小憩于茗肆，垂涕。

    坐顷之，一乞媪至前，揖曰：“官人与我一文两文。”宗质起揖之坐，礼以客主，既饮茗，问其里若姓。媪勃然怒曰：“官人能与我几钱，何遽问我姓名？我非乞人也。”宗质起敬，谢曰：“某皇恐，上忤阿婆，愿霁怒，试言之，何害？恐或乡邻或亲族也，某倒囊钱为阿婆寿。”媪喜曰：“老婆姓异甚，不可言。”宗质力恳请，忽曰：我姓展。宗质瞿然起，抱之，大哭曰：“夫人，吾母也。”媪曰：“官人勿误，吾儿有验，右腋有紫痣，其大如杯。”宗质拜曰：“然。”右袒示之，于是母子相持而哭，观者数十百人，皆叹息涕下。

    宗质负其母以归，季思与家人子亦泣，自是奉板舆孝养者十余年，母以高年终，宗质亦白首矣。

    宗质乾道庚寅为洪倅，时予为奉新县令，屡谒之，不知其母子间也。明年，予官中都，宗质造朝，除知台州。朝士云：“李台州，曾觌姻家也，觌无子，子台州之子。” 予一见不敢再也，亦未知其孝。

    后十七年，台州既没，予与丞相京公同为宰掾，谈间，公为予言李台州母子事，予生八年，丧先太夫人，终身饮恨。闻之，泣不能止，感而为之传。赞曰：孔子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若李台州，生而不知失母，壮而知求母，求母而不得，不得而不懈，遍天下之半，老而乃得之。昔东坡先生颂朱寿昌，至今咏歌以为美谈。若李台州，其事与寿昌岂异也，兹不谓之至孝通于神明乎？非至孝奚而通神明，非通神明奚而得母？予每为士大夫言之，闻者必泣。人谁无母？有母谁无是心哉？

    彼有未尝失母而有母不待求母而母存或忽而不敬或悖而不爱者独何心

（选自《杨万里集笺校》）

材料一：为他们的政权合法性寻找某种原则，对于他们是至关重要的。……汉朝皇帝的高招是，延揽始终坚持封建制度的学派来支持中央集权的国家……他们最大成就是，使这个从未亲身经历封建时代的新文人阶层相信，孔子的学说能够应用于新的政治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理念逐渐与这个文人阶层和儒家信徒紧密结合起来。这个文人阶层原来捍卫的是旧封建制度，但是在此之后，他们一直反对任何分裂活动。

——菲茨杰拉德《中国简明文化史》

材料二：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老，则归于佛……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 ，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

——韩愈《原道》

材料三：然以释氏所见，较之吾儒，彼不可谓无所见，但却只是从外面见得个影子，不曾见得里许真实道理，所以见处则尽高明脱洒，而用处七颠八倒，无有是处。

——朱熹《答陈卫道》

材料一：为他们的政权合法性寻找某种原则，对于他们是至关重要的。……汉朝皇帝的高招是，延揽始终坚持封建制度的学派来支持中央集权的国家……他们最大成就是，使这个从未亲身经历封建时代的新文人阶层相信，孔子的学说能够应用于新的政治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理念逐渐与这个文人阶层和儒家信徒紧密结合起来。这个文人阶层原来捍卫的是旧封建制度，但是在此之后，他们一直反对任何分裂活动。

——菲茨杰拉德《中国简明文化史》

材料二：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老，则归于佛……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 ，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

——韩愈《原道》

材料三：然以释氏所见，较之吾儒，彼不可谓无所见，但却只是从外面见得个影子，不曾见得里许真实道理，所以见处则尽高明脱洒，而用处七颠八倒，无有是处。

——朱熹《答陈卫道》

周有光传

    资中筠先生说，周有光先生在民国时代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为他的人生打下了最好的底色。他17岁从常州中学毕业，阅读英文已无障碍。而考上圣约翰大学，无疑是他最珍视的经历，他因此从一个江南小城市来到风云际会的上海，眼界由此大为开阔。五卅运动后，周有光转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

    三十年代以后，周有光接触的社会，已经远远超出了早年那个以教育、金融为核心的银行圈子。他在章乃器的提议下加入了救国会，与“七君子”这样一大批有识之士有或近或远的交往。但他显然不像那些一心投入救国运动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他参与的进步工作更多是利用自己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和比较自由的身份，为那些正在与延安和共产党联络并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的人提供便利。有时候他也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大略，传达了当时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1952年周有光先生把自己文字研究方面的文章结集起来，发表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这些工作虽然在业余时间完成，但周有光的研究很快在文字改革领域受到关注，被邀请参加1955年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次会议以后，周有光实际上就转向文改会的工作，无意中或许也是本能地避开了接踵而来的、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影响。

    周有光在加入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后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建立一个以26个罗马字母为核心、适应所有汉字的拼音体系。这时周有光发现汉语拉丁化的方案五花八门，需要有一个统一并可行的方案。周有光为此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明确指出拼音是规范化的普通话，否决了搞一套能拼各种方言的方案，以便真正实现语言文字的改革。他和他的同事最终一起促成了这个今天看来仍然是成功的方案。从1955年到1958年，这三年潜心的工作，或许暂时排除了周有光心头的忧患，当他大部分从事经济研究的旧日同事被打成右派甚至自杀时，他没有被席卷进去，而且工作成就卓著。

    这个时期恰逢中国需要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这个运动想要成功就必须有更简易的汉字学习方法。当政者未见得希望人们识字以后有更独立的思想，但他们希望人民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想法一定十分迫切。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他们需要更多工人、农民的支持，这样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策大计。如今看来，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成功地推进社会进步的策略。

    1966年一场更为持久的革命运动开始了。这一次，已经60岁的周有光也不能幸免了。1969年他去了宁夏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将近三年。

    置身于荒漠，研究工作中止，周有光的兴趣又回到了经济上。他研究黄瓜为什么可以在宁夏长得比北京还好，研究宁夏煤炭等资源的利用。他仿佛又成为了经济学家，他甚至设想如果有好的政策，宁夏也可以成为瑞士一样的好地方。文革后期，他在这方面的想法还被当地所重视。

    周有光的人生留下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筛选的，通常是习惯性地过滤掉大量悲剧性的因子，留下最活泼和幽默的部分。一个人活得久长，经历的事情就多，如果沉淀下来都是怨恨，创造力也很难持续。他曾经回忆说：1960—1963年经济困难时期，食物极度缺乏。我参加的学习小组，由于营养不足，人人身体软弱，学习一会儿就彼此轮流打哈欠，精神疲乏。这时候，有人回想起曾经品尝过的佳肴，不由自主地谈起美食来。一个人开了头，其余的人都跟上来，越谈越起劲，好像面前桌上的学习材料变成了一碟碟可口的美味饭菜，大家口舌留香，精神振作，不再感觉疲乏了。这是精神会餐。

    周有光先生做研究工作，与其他学者尤其是学院派学者不同的是，他的研究具有的重要功能是为普通大众服务的，就如拼音方案的制定等，就像他在宁夏五七干校，考虑的是实用型的适合宁夏的经济发展模式。

    包括他早期的《汉字改革概论》等著作在内，他所要完成的工作是推进中国的语文现代化，语文现代化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语言条件。语文现代化既包含了全民具有文字阅读能力，同时还包括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即语文表达和思想意识的现代化。为此，周有光开始了他退休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拓展工作，这些工作与他前期的语言文字研究一样，始终带有普及常识和提高文化水平的意义。

（摘编自叶芳《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中国最高龄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

相关链接：①周有光（1906—2017），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全球化、中东局势、公民意识等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周有光传

    资中筠先生说，周有光先生在民国时代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为他的人生打下了最好的底色。他17岁从常州中学毕业，阅读英文已无障碍。而考上圣约翰大学，无疑是他最珍视的经历，他因此从一个江南小城市来到风云际会的上海，眼界由此大为开阔。五卅运动后，周有光转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

    三十年代以后，周有光接触的社会，已经远远超出了早年那个以教育、金融为核心的银行圈子。他在章乃器的提议下加入了救国会，与“七君子”这样一大批有识之士有或近或远的交往。但他显然不像那些一心投入救国运动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他参与的进步工作更多是利用自己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和比较自由的身份，为那些正在与延安和共产党联络并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的人提供便利。有时候他也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大略，传达了当时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1952年周有光先生把自己文字研究方面的文章结集起来，发表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这些工作虽然在业余时间完成，但周有光的研究很快在文字改革领域受到关注，被邀请参加1955年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次会议以后，周有光实际上就转向文改会的工作，无意中或许也是本能地避开了接踵而来的、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影响。

    周有光在加入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后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建立一个以26个罗马字母为核心、适应所有汉字的拼音体系。这时周有光发现汉语拉丁化的方案五花八门，需要有一个统一并可行的方案。周有光为此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明确指出拼音是规范化的普通话，否决了搞一套能拼各种方言的方案，以便真正实现语言文字的改革。他和他的同事最终一起促成了这个今天看来仍然是成功的方案。从1955年到1958年，这三年潜心的工作，或许暂时排除了周有光心头的忧患，当他大部分从事经济研究的旧日同事被打成右派甚至自杀时，他没有被席卷进去，而且工作成就卓著。

    这个时期恰逢中国需要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这个运动想要成功就必须有更简易的汉字学习方法。当政者未见得希望人们识字以后有更独立的思想，但他们希望人民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想法一定十分迫切。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他们需要更多工人、农民的支持，这样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策大计。如今看来，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成功地推进社会进步的策略。

    1966年一场更为持久的革命运动开始了。这一次，已经60岁的周有光也不能幸免了。1969年他去了宁夏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将近三年。

    置身于荒漠，研究工作中止，周有光的兴趣又回到了经济上。他研究黄瓜为什么可以在宁夏长得比北京还好，研究宁夏煤炭等资源的利用。他仿佛又成为了经济学家，他甚至设想如果有好的政策，宁夏也可以成为瑞士一样的好地方。文革后期，他在这方面的想法还被当地所重视。

    周有光的人生留下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筛选的，通常是习惯性地过滤掉大量悲剧性的因子，留下最活泼和幽默的部分。一个人活得久长，经历的事情就多，如果沉淀下来都是怨恨，创造力也很难持续。他曾经回忆说：1960—1963年经济困难时期，食物极度缺乏。我参加的学习小组，由于营养不足，人人身体软弱，学习一会儿就彼此轮流打哈欠，精神疲乏。这时候，有人回想起曾经品尝过的佳肴，不由自主地谈起美食来。一个人开了头，其余的人都跟上来，越谈越起劲，好像面前桌上的学习材料变成了一碟碟可口的美味饭菜，大家口舌留香，精神振作，不再感觉疲乏了。这是精神会餐。

    周有光先生做研究工作，与其他学者尤其是学院派学者不同的是，他的研究具有的重要功能是为普通大众服务的，就如拼音方案的制定等，就像他在宁夏五七干校，考虑的是实用型的适合宁夏的经济发展模式。

    包括他早期的《汉字改革概论》等著作在内，他所要完成的工作是推进中国的语文现代化，语文现代化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语言条件。语文现代化既包含了全民具有文字阅读能力，同时还包括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即语文表达和思想意识的现代化。为此，周有光开始了他退休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拓展工作，这些工作与他前期的语言文字研究一样，始终带有普及常识和提高文化水平的意义。

（摘编自叶芳《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中国最高龄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

相关链接：①周有光（1906—2017），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全球化、中东局势、公民意识等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周有光传

    资中筠先生说，周有光先生在民国时代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为他的人生打下了最好的底色。他17岁从常州中学毕业，阅读英文已无障碍。而考上圣约翰大学，无疑是他最珍视的经历，他因此从一个江南小城市来到风云际会的上海，眼界由此大为开阔。五卅运动后，周有光转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

    三十年代以后，周有光接触的社会，已经远远超出了早年那个以教育、金融为核心的银行圈子。他在章乃器的提议下加入了救国会，与“七君子”这样一大批有识之士有或近或远的交往。但他显然不像那些一心投入救国运动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他参与的进步工作更多是利用自己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和比较自由的身份，为那些正在与延安和共产党联络并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的人提供便利。有时候他也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大略，传达了当时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1952年周有光先生把自己文字研究方面的文章结集起来，发表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这些工作虽然在业余时间完成，但周有光的研究很快在文字改革领域受到关注，被邀请参加1955年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次会议以后，周有光实际上就转向文改会的工作，无意中或许也是本能地避开了接踵而来的、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影响。

    周有光在加入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后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建立一个以26个罗马字母为核心、适应所有汉字的拼音体系。这时周有光发现汉语拉丁化的方案五花八门，需要有一个统一并可行的方案。周有光为此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明确指出拼音是规范化的普通话，否决了搞一套能拼各种方言的方案，以便真正实现语言文字的改革。他和他的同事最终一起促成了这个今天看来仍然是成功的方案。从1955年到1958年，这三年潜心的工作，或许暂时排除了周有光心头的忧患，当他大部分从事经济研究的旧日同事被打成右派甚至自杀时，他没有被席卷进去，而且工作成就卓著。

    这个时期恰逢中国需要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这个运动想要成功就必须有更简易的汉字学习方法。当政者未见得希望人们识字以后有更独立的思想，但他们希望人民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想法一定十分迫切。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他们需要更多工人、农民的支持，这样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策大计。如今看来，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成功地推进社会进步的策略。

    1966年一场更为持久的革命运动开始了。这一次，已经60岁的周有光也不能幸免了。1969年他去了宁夏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将近三年。

    置身于荒漠，研究工作中止，周有光的兴趣又回到了经济上。他研究黄瓜为什么可以在宁夏长得比北京还好，研究宁夏煤炭等资源的利用。他仿佛又成为了经济学家，他甚至设想如果有好的政策，宁夏也可以成为瑞士一样的好地方。文革后期，他在这方面的想法还被当地所重视。

    周有光的人生留下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筛选的，通常是习惯性地过滤掉大量悲剧性的因子，留下最活泼和幽默的部分。一个人活得久长，经历的事情就多，如果沉淀下来都是怨恨，创造力也很难持续。他曾经回忆说：1960—1963年经济困难时期，食物极度缺乏。我参加的学习小组，由于营养不足，人人身体软弱，学习一会儿就彼此轮流打哈欠，精神疲乏。这时候，有人回想起曾经品尝过的佳肴，不由自主地谈起美食来。一个人开了头，其余的人都跟上来，越谈越起劲，好像面前桌上的学习材料变成了一碟碟可口的美味饭菜，大家口舌留香，精神振作，不再感觉疲乏了。这是精神会餐。

    周有光先生做研究工作，与其他学者尤其是学院派学者不同的是，他的研究具有的重要功能是为普通大众服务的，就如拼音方案的制定等，就像他在宁夏五七干校，考虑的是实用型的适合宁夏的经济发展模式。

    包括他早期的《汉字改革概论》等著作在内，他所要完成的工作是推进中国的语文现代化，语文现代化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语言条件。语文现代化既包含了全民具有文字阅读能力，同时还包括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即语文表达和思想意识的现代化。为此，周有光开始了他退休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拓展工作，这些工作与他前期的语言文字研究一样，始终带有普及常识和提高文化水平的意义。

（摘编自叶芳《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中国最高龄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

相关链接：①周有光（1906—2017），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全球化、中东局势、公民意识等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指令①：将最左边的一张卡片放在最右边，其余卡片顺次向左进一格．

指令②：交换最右边两张卡片的位置．

指令③：交换首尾两张卡片的位置．

根据上面的指令填一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