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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刍议

陆振岳

    对儒学在我国学术文化中的位置，要作恰当的估计。可以肯定，儒学不等于“国学”。我国的远古文化，就不能归于儒学。有人说，国学以儒学为中心，这也不能令人信从。在先秦诸子里，家数很多，即使是在司马谈所论的六家、《汉书·艺文志》记述的十家中，儒家只是其中之一。儒学尽管在先秦成为显学，却不是至高无上的。道家、墨家、法家对孔子的批评就不少。撇开宗派的成见，不无合理的因素。至于老子用道阐发的宇宙论，远非孔子所能及。《墨子》里关于数学、物理学、工艺学的发明，也是儒家所无。这是人所共知的。

    孔子不仅在父母之邦的鲁国终究没能够施展其抱负，而且周游卫、宋、陈、蔡等地，也没有受到重用，而齐桓公称霸诸侯、一匡天下，就是由于任用了被孔子斥为“不知礼”的管仲。秦国称霸西戎，开始于孝公信用商鞅，实行变法。始皇统一六国，儒生虽被立为博士，但最终因“以古非今”的罪名而横遭惨祸。刘邦开始也极轻视儒者，拿儒冠当溺器，骂郦食其是“竖儒”，讨厌陆贾称说《诗》《书》，只是因叔孙通替他制定朝仪，感到做皇帝的尊严、可贵，而后才较多地任用儒生。刘恒、刘启主张无为而治，窦太后崇黄老之术，出现了史称的“文景之治”。司马谈在武帝初年写成的《论六家要旨》，抑儒而扬道。他说，“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所处正是崇道的年代，对道家难免溢美。可是，班固据刘歆《七略》祖本撰《汉书·艺文志》，已是崇儒之世，《汉书·艺文志》中所论十家，都列长短，儒家也不例外。

    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渐渐地使儒学的地位得到抬高。以儒学为统治思想，目的在于强化汉家的统治。

    应当注意的有两点：一是独尊儒术，乃是统治者运用超学术文化的权力造成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所以，有人竟然把孔子说成是有帝王的道德又有帝王的才干却没有帝王命运的“素王”；是黑帝的儿子，当称“玄圣”；把《六经》的著作权统统划归孔子，并且制造出为汉制作的神话来。显而易见，这绝不是孔子的本来面目。二是儒学的独尊地位，2000多年来，只是在统一的王朝为着维护和巩固他们的统治时才需要，并不是始终如一地反映在一切时期。历史呈现的迹象表明：儒学的盛衰，与统治者的是否有力地加以倡导密切相关。而当一个王朝到了再不能统治下去的时候，儒学是毫无作为的。所以，当这样的统治行将崩溃的时候，儒学的地位也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动摇。正因如此，在我国旧民主革命胜利后，儒学的那种官方哲学的地位也就没有恢复的可能了。

    当然，这样并不是否定儒学的价值。从孔子到孟子、荀子、董仲舒以及宋明理学家，他们在学术文化的多种领域中均表现了大智大慧，给人以启迪。在他们留下的遗产中，蕴藏着可开发的丰富资源，其中有的早已渗入我国各民族首先是汉民族人民的共同心理，如“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博学”“知耻”“义然后取”“孝亲”“尊长”等等，其作用是积极的；还有反映人民利益的言论，如 “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黎民不饥不寒”“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此等等，无疑是可贵的。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