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星《万隆会议的精神遗产》

——覃辉银《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多边外交的思考》

材料 城市社会发展与人口增长，对城市空间的利用与规划提出了新的课题。唐宋之际的统治者开始转变城市管理思路，放松对侵街屋舍等违章建筑禁令的同时，放弃对其一律拆毁的机械做法。五代后周世宗规划大梁城时，允许街道两边的居民各自占有约十分之一街道宽度的面积，用来种树掘井和修盖凉棚。宋朝规定，向街开门、沿街置铺等行为已经为朝廷所认可。涉及平民百姓的侵街屋舍，拆除过程相对谨慎，不仅会考虑到季节气候、劳扰百姓等因素，还会给予比较宽裕的时间期限。

——摘编自李永等《“中世纪城市革命”与唐宋时期城市违章建筑研究》

材料一 全球化促进生产、资源、人员、贸易、投资和金融等生产要素全球化配置，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经验显示，一国经济开放程度与其人均GDP增长之间成正比。无论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如何调整变化，不考虑全球化因素，不利用全球化的机遇，就不可能探索出先进的发展模式……现行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是，由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导，国家间名义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国际组织作用有限，霸权主义和“问题国家”得不到有效制约。现行国际体系在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方面日渐乏力，其调整、完善和转型乃大势所趋。

——黄志军《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制度建设与创新思考》

材料二 经济全球化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它对经济和社会的长期影响还不十分明

显。对它的支持者来说，经济全球化最大效率地提供了市场，迅速地将商品和服务引向需要的领域，并总是能期望得到最大的回报。全球化的支持者也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新的经济形式是唯一走向繁荣的道路。对它的批评者来说，全球经济是难以驾驭的力量，这种力量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人们想要得到的，这种力量使非常少的人获益而使许多人贫穷，他们声称全球化削弱了地区和政府的权力，并且将这种塑造经济和政治命运的权力移交给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跨国公司和全球性机构。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

材料一 西方的人文主义源于古希腊，主张人是具有理智、情感和意志的独立个体，西方人文精神关注更多的是作为个体的人。西方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是“为学”的，“为学”就是指一个人要通过对知识无尽的探索，力求使自己成为独立的、具有自由意志的人。而中国的人文精神，习惯于从人与人的关系中去体认一切，将人视为群体的一分子，而非个体。可以说，中国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是“为道”的，人是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动个体。

——摘自吴惠红《中西人文精神异同探析》

材料二 朱熹区分了“欲”和“人欲”。欲是正常的，饥而欲食，渴而欲饮，这是正常的欲。朱熹要灭的是“人欲”，又叫“物欲”……朱熹认为当时国之大患根在君王心术已受蒙蔽。应该根据《大学》之教，以正心诚意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针对当时朝野上下普遍信奉佛教禅宗思想，他提出了“格物致知”之旨，即要求人要“推究事物的原理，以获得知识”。

——洪映萱《另一种声音——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等理学观念的反思》

材料 英国、美国和苏联的领导人在两次战时会议（1943年12月的德黑兰会议与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和一次战后会议（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中塑造了战后欧洲。……最后，1945年由51个国家成立了联合国组织，以推动国际和平与合作。

——[美]丹尼斯·谢尔曼、乔伊斯·索尔兹伯里《全球视野下的西方文明史》

材料 《汉书》作者班固赞叹道：“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翦伯赞认为，“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所以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整理自《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