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史料：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他说：“天下之乱治，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

史论：黄氏之说，根本上不脱儒家思想理路，却将儒家政治、社会观推演为一更具民本精神之制度化蓝图……若以为其所论仍与“现代”不侔（móu，相当）而定其为无新见，则失于以“现代”事物为绝对尺度。

材料二 人生来平等，这是自然赋予每个人的权利……国家最高权力属于全体人民……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卢梭《社会契约论》

材料一　伏尔泰说：“欧洲的王族和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与物质的世界。”他赞美孔丘“只诉诸道德，不宣传神怪”。他相信儒学是最好最符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并以中国为理想国，提倡以中国文化为标准。孟德斯鸠、卢梭则指出真实的中国根本不如尊孔人士想象和描述的那么美妙，他们对中国文化，尤其是无制衡的专制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揭露。

——摘自庞忠甲《论儒学的国际影响》

材料二　16—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

  ——摘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一  200多年前, 欧洲兴起中国文化热。在宗教的欧洲,人的心灵是神的奴隶,人们以为心中如果没有上帝,便有罪恶感。然而,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无神论和理性主义,让欧洲人看到了一个不信仰上帝的国度,人民有着积极向上和快乐的心灵。这促进了理性主义哲学的思考。儒家文化中君为轻,民为重,民心决定政权的思想, 成为民主思想的源头。当时的欧洲, 国家主要由皇权和贵族统治,平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 更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 欧洲人对中国通过公开考试在平民中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 极为椎崇。

材料二　下表是17、18世纪中国和西方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主要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