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众、参两院发表咨文,他把世界政治分为自由民主和极权主义两个对立的营垒,不指名地将苏联称为“极权政体”,并以援助希腊和土耳其为名,宣布美国将支持和帮助世界上所有抵抗“共产主义威胁”的力量。这便是人们所熟知的“杜鲁门主义”的问世。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

——徐蓝《试论“冷战”的爆发与两极格局的形成》

材料二　我们正在经历着世界近代历史上第三次重大的力量转移。第一次转移是15世纪前后西方世界的崛起,由此推动了科学和技术、商业和资本主义、工业和农业革命。第二次转移是发生在19世纪末的美国崛起,其迅速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第三次就是正在发生着的世界的崛起,即“后美国时代”。在产业、金融、社会、文化等其他方面,世界力量的分配正在发生着转移,正在偏离美国的统治地位。这不是一个美国衰落的世界,而是一个其他国家崛起的世界,一个由许多地方和许多人定义的世界。

　——美国著名学者法里德·扎卡里亚

材料一 中国古代法制以“礼法合一”为主要特征。礼教所倡导的价值观在法的规范中得到体现，那么“依法断案”也是“合礼裁判”。但是由于法律的不可全述和社会为的复杂，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违法而合礼教或不违法而违背礼教的行为，可以归结为“法外之情”和“法外之非”。“八议”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制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所谓“八议”，是指亲(皇亲国戚)、故(皇帝的故旧)、贤(依封建标准德高望重的人)、能(统治才能出众的人)、功(对封建国家有大功勋者)、贵(上层贵族官僚)、勤(为国家服务勤劳有重大贡献的人)、宾(前朝的贵族及其后代)。这八种人犯罪，不按法定的程序和刑罚审判，司法机关不得自行处理，要采取“请议”的特殊诉讼程序，即先交大臣会“议”，议其罪行，然后再奏请皇帝进行最终的裁决。这八种人经“请议”特别程序后，往往享有减免刑罚的优待。古代的诉讼虽然也收集使用物证人证，并比较重视勘验现场，但更重视口供，以口供作为定案的主要根据。在通常情况下，没有认罪的口供是不能定案的，这种对口供的重视就必然导致了刑讯逼供。……在中央，秦汉的廷尉、唐宋明清的刑部，一般都要受制于丞相、内阁等中央行政中枢；在地方，商周时地方司法权由诸侯掌握，秦以后由郡守、县令等各级地方行政机关掌握。

——王继尧《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演变及特点》

材料二: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借口中国的司法制度过于野蛮残酷，不能适用于西方人，因此强迫清政府承认外国的领事裁判权。1906年秋清廷设立专门司职审判的大理院，从机构设立上启动了行政、司法分立的进程，如果说这一改革还只是对传统体制稍加变动的话，那么在地方各级，从袁世凯在天津府地方试办新式审判厅开始，到京师地方、东三省及江苏等地试办各级审判厅，以及后来各省城、商埠各级审判厅等各级新式审判机构的设立，无疑是对传统体制的重大突破。从其人员任用上看，传统体制中，各级行政官即是审判官，审判所需的法学专门知识主要是靠其司法审判的辅佐人员，而新式审判机构的审判官员，既需要较长时期的专业学习，考试选拔合格，并经过一定时期的试用后，才能正式成为其一员。袁世凯在天津试办新式审判厅时，“经试办数月，积牍一空，民间称便”，甚至开厅以后，洋商因为该厅审判公正，“亦有不先赴该国领事投禀而径赴该厅起诉者”。清末政府通过《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以及其后几部法律，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规定了辩护和律师制度。被告人有权对自己所受到的控诉进行辩护，并随时可以自己选任或由法定代理人为其选任辩护人。

    ——春杨《论清末中国司法体制的转型及其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