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娃。”“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治民无常，唯以法治……明主之所制其臣者，二柄而已夹；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到德？曰：杀戮之谓形，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法者，王之本也。”

——《韩非子》

材料二：事实上存在着‘种符合自然的，适用于一切人的、永恒不变的，真正的法二一一正确的理性。这个法通过百然的命令鼓励人们履行他们的责任，又通过自己的禁令制止人们为非作歹。……用人为法（人定法）来削弱它，在道义上永远是不正当的：限制它发挥作用，也天不允许的；使它全部无效，更是完全不可能的。元老也好，人民也好，都不能解除我们服从这一律法的责任。它不会在罗马立下一条规矩，在雅典定下另一条。它更不会今天立下一条规矩，明天另立一条。

——西塞罗（古罗马法学家）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提取出两条关于韩非子与西塞罗的法律思想不同的信息，并予以说明。（要求：观点明确，说明合理，史论结合。）

材料一：中国古代绅士一般从贡生和举人及其以上功名、学品、学衔当中选拔，但这些人也未必都能得到任命；还有通过捐纳获得了虚职而实际没有任用的；曾经做过官，有的离休退职或罢官的等等。整个绅士阶层可分为上下层。上层绅士由学衔或官衔较高的绅士组成，而下层绅士主要包括学衔较低或通过捐纳获得较低功名的绅士。绅士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居于领导地位的社会集团，绅士通常被看做能与地方官员平起平坐。他们的特权主要体现在礼仪、法律、经济三个方面。

——摘编自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

材料二：近代绅士集团的转型，最初表现为绅与商的交叉渗透。绅商的互渗现象又经历了一个商对绅的渗透，绅向商的转化的变动过程。在这一变动过程中，社会价值定向由传统的绅士集团转向了近代的商人阶层。甲午战争以后，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逆向渗透”迅速地被“顺向渗透”所取代。绅士阶层在“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感召下和“商战”思潮的导引下，相率“弃士经商”。传统的“功名”身份已失去了原有的强大吸引力，绅士们热心于经营商务，寻找新的出路。一时秀才工厂、生员公司林林而立。“绅士”以其特有的社会地位投资于近代企业，借助于“通官商之邮”的特殊地位，很快成为“既贵且富”的重要社会势力。

——摘编自王先明《近代中国绅士集团转型初探》